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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導演陳翠梅的新片《野蠻人入侵》8月10日上映，這部混雜著動作片元素和女性身份認知主題的奇異“混血兒”，曾在兩年前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獲評委會大獎，延遲兩年的公映不僅沒讓它“啞火”，從電影節的有限放映擴展到更大的觀眾群，導演和作品一起激發了更熱烈的討論。

陳翠梅拍完前一部長片《無夏之年》時，她自己都沒想到下一部長片將要相隔11年。2010年，《無夏之年》在中國內地多場點映后，她成為極被看好的華語世界女性導演，遷居北京，加入賈樟柯的工作室，起初作為賈的副導演參與他的新片，結果那部電影沒拍成。她北漂三年，寫完一個劇本，拍了些短片，因為難以忍受北方冬天的氣候，又搬去泰國北部的清邁，和阿彼察邦導演做了鄰居。之后兩年，她斷斷續續地寫作，拍短片，學泰拳，直到生小孩這件事顛覆了她的日常節奏。

生孩子之前，按照今天時髦的表達，陳翠梅的心態很“佛”，不著急，慢慢來。在拍攝和寫作之間，她的感情傾向后者。回想當初拍起電影，是因為參加作家論壇時，前輩們吐苦水：“馬來西亞的華文寫作默默無聞，而馬來西亞的華文電影加了字幕就通過電影節走向世界了。”她用很低的成本拍出《愛情征服一切》和《無夏之年》，從鹿特丹到釜山，拿了一連串的獎，體會到“華文電影加了字幕走向世界”的滋味，不覺得因陋就簡的小成本電影辛苦，更多享受著玩樂冒險的趣味。

她不掩飾自己“玩心很重”，不受束縛，在38歲成為母親之前，不會有意識地思考“女性身份”，她此前的經歷讓她錯覺能凌駕于性別差異，以至于說出“女導演得到了行業紅利”這句引發公憤的偏頗之語。甚至在懷孕時，她對育兒常識所知甚少，在知道胎兒的性別后，想入非非：“男孩膽子大，愛冒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孩能和我玩到一起。”她確實生了個“膽子大、愛冒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男孩，但想象中母子瘋玩的場景沒有出現，精力過剩且充滿破壞力的人類雄性幼兒，成為入侵的“野蠻人”，把她的生活切割得支離破碎，玩樂是沒有的，寫作和拍片更是化為泡影。

陳翠梅生完孩子的第一個月，以為可以重新開始寫劇本，但她的思維和肉身都像是損耗以后轉不動的陳舊機器，不聽使喚。孩子三個月大的時候，她自暴自棄，不再設想“恢復工作”。此后的兩三年間，她帶著孩子周轉于不同的電影節，承擔評委或大師班的工作，外表從容忙碌，私下痛苦不堪：寫作和拍攝都擱淺了，片場似乎成為回不去的地方。甚至連很密切的朋友都未必能留意到她孤立無援的狀態。她在上海的一位作家朋友看完《野蠻人入侵》，恍然大悟：“其實上一次在上海電影節期間見到你的時候，你是帶著兩歲的兒子哦，當時他在酒店房間里滿地亂爬，像不聽指揮的掃地機器人。原來那時的你像李圓滿一樣焦頭爛額啊。”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自傳里寫過一段話，大意是人們對人生的認知是有限的，就像拿著分劇本打印稿的演員，一開始只知道自己的臺詞，隨著演出進展，會聽到更多的劇情，直到最后和別人一起上臺謝幕。所以，作家寫道：“一個人參與到自己原本不知情的某些事里，是人生最吸引人的因素之一。”這也構成了陳翠梅創作的特點，她的電影和她的生命經驗同頻，她不刻意去拍試圖取悅所有人的“觀念正確”的電影，誠實地在作品中暴露她的認知局限和變化。

陳翠梅沒有在《野蠻人入侵》里想象“女性情誼”“女性成長”的理想之境，女主角李圓滿所處的環境里，她的掙扎和自救都是孤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陳翠梅遭遇的行業環境，真實且沮喪，她曾不以為意，認為“假小子”可以克服一切，直到母親的身份和母職負擔讓她無法回避與性別捆綁著的“自我構建”。

李圓滿因為育兒焦頭爛額，事業折戟沉沙，她的全部人生重啟的契機是一次動作片的拍攝，一部低配版的《諜影重重》讓這個迷茫的女演員找回自己。《野蠻人入侵》戲仿了經典諜戰片《諜影重重》，也收羅整合了香港動作片創造的影像記憶，而陳翠梅真正的野心表現在獨特的切入視角：她極有想象力和創造性地注意到，“身為人母”的世俗負擔和天馬行空動作片之間存在著一個匪夷所思的交點，即，強烈的身體性。身體是動作片的支點，也是一個女人從身份坍塌的廢墟中找回自我意志的支點。

陳翠梅很坦誠，要扮演“打女”的同時自導自演，時常顧此失彼，于是在電影里大部分和動作戲相關的段落，武術指導和整個拍攝團隊分擔了導演的職能，而她專注于表演。這就不奇怪，在《野蠻人入侵》里，演員身份的陳翠梅比作為導演的陳翠梅更吸引人。不是專業演員更不是“打女”的她，用笨拙但堅實的表演質地，在視聽中展開了女性身體存現的光輝：起初是木僵的母親的身體，后來是職業的女演員的身體，最后是自由呼吸的“一個女人”的身體。她在戲里戲外雙重意義地實現虛構對現實的拯救：一個女人重新主宰自己的身體，因此找回自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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