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媒體時代背景下，網絡成為信息交流的主要載體。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在帶來諸多益處的同時，弊端也逐步顯露出來，網絡謠言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針對重大突發事件期間網絡謠言頻發這一現象，在闡述重大突發事件中網絡謠言的產生和傳播特征、當前網絡謠言治理體系缺陷的基礎上，提出了重大突發事件網絡謠言治理及輿論引導的方法路徑。

關鍵詞：全媒體時代；突發事件；謠言特征；輿論引導

重大突發事件是社會生活中突然發生的重要事件，具有突發性強、關注度高、影響力大等特點。全媒體時代，重大突發事件影響傳播速度快、范圍廣，網絡謠言滋生的環境難以把控，意識形態斗爭暗潮洶涌，伴隨重大突發事件而產生的網絡謠言屢見不鮮，輿論引導若稍有不慎，“網絡風暴”疊加社會群體事件極易給政府部門的工作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網絡謠言的產生與傳播和網民素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如何有效治理網絡謠言，提高全媒體時代重大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水平，是一項重要現實課題。

一、網絡謠言的危害及特征

何謂“謠言”?法國學者卡普費雷曾論述：“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者已經被官方所辟謠的信息”。此處的“官方”是一個政治性概念，即謠言并不必然與虛假信息聯系在一起，它是“對權威的一種返還”，是“一種反權力”，它破壞的是官方對所有信息的披露權和解釋權。

我國網民數量高速增長，為網絡政治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提供了條件。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67億，較2021年12月增長3549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5.6%。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讓廣大網民擁有更為便捷工作及生活通信服務的同時，也讓網絡謠言從“口耳相傳”得以“插上翅膀”，傳播速度更快，影響范圍更廣，危害性更強。突發事件往往伴隨而來的是輿論熱點，各種聲音泥沙俱下、真假難辨，各種思潮多元多樣、交融交鋒，迫切需要在多元中立主導、在多樣中謀共識、在多變中定方向。如果對謠言等負面信息聽之任之、引導不力，不良風氣就會侵染社會、渙散人心。

重大突發事件中，網絡謠言往往具有如下特征：

謠言涉及切身利益，網民群體易受蠱惑。網民對于突發事件的負面情緒也是謠言傳播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當事件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時，群體的情緒具有較高的傳染性。無論是官方報道還是小道消息，都會給網民帶來恐慌、焦慮、悲傷、憤怒等負面情緒。該種負面情緒導致網民暫時缺乏理性判斷的能力，難以辨別或者無暇顧及信息的真偽，通過自媒體和社交平臺獲取信息并傳播信息，以此舒緩內心的恐慌與焦慮，助長了網絡謠言的傳播。從繁華熱鬧的大城市到偏僻鄉村，關于突發事件的相似的信息幾乎無時差地出現在全國各地網民的手機屏幕上，謠言往往比真相跑得更快。在網民理性缺失的情況下，這些信息只要其中混雜了個人極端負面情緒，在“回音室效應”的作用下，最終會演變為群體性的政治參與行為。

謠言以圈層傳播為主，輻射網民范圍廣泛。通過以往的謠言治理可以看出，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平臺成為突發事件主要的傳播渠道。騰訊發布的2022年度第四季度財報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躍賬戶數13.13億，同比增長3.5%。微信已經成為我國網民最常用的即時通信工具，它是現實社會人際關系網在手機上的延伸，搭建的是基于“強關系”紐帶的移動社區，熟人社會的信任感提升了謠言的可信度與破壞力，而且朋友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交網絡，易產生從眾效應和沉默螺旋效應，使一種意見成為群體意見。因此在微信圈層化環境的影響作用下，突發事件疊加謠言的傳播可能性更大、傳播速度更快、輻射網民范圍更廣泛。

謠言情緒鼓動性強，引發社會恐慌和對政府公信力質疑。傳播謠言的關鍵在于鼓動網民情緒。奧爾波特在《謠言心理學》中指出：“從未有一場暴亂的發生不帶有謠言的鼓動。”謠言傳播不僅敗壞人際關系，引起社會性恐慌，消解社會公信力，甚至會引起社會動蕩，惡化社會秩序。

網絡媒體“把關”責任缺失，助長網絡謠言泛濫。網絡媒體在提高新聞傳播效率的同時，喪失了傳統媒體的“把關人”性質。網絡媒體所傳播的信息的真實性、可信度，要遠低于電視、報紙、廣播等傳統媒體，因為其傳播成本小、門檻低、缺乏自我審核機制。尤其是新興的自媒體，在這個“人人皆有麥克風”的時代，每個人都能化身成為網絡媒體，近乎毫無限制地傳播信息。網絡媒體對類似新聞信息的不守門，縱容了網絡謠言的泛濫。

二、網絡謠言處置的難點和治理短板

網絡謠言的存在和流傳，客觀上是對真相的混淆，對政府等權威部門和機構披露信息的質疑。網絡謠言的治理極其復雜，其難點在于辟謠和謠言治理機制的有效構建。

網絡謠言處置難。當前，網絡謠言的造謠主體難以確定，以微博、論壇為例，由于其傳播路徑不可控制，生產謠言的行為主體難以被追蹤。網絡謠言在傳播過程中，傳謠者會根據自己對原有謠言的理解對文本進行重新整合、補充和修改，這就為相關部門追蹤原始謠言帶來困惑，造謠者的責任也很難確定和區分。

當前謠言治理機制還不夠完善。近年來，“堅定不移走依法治網之路”成為社會上下的共識，網絡謠言的治理工作機制也在持續改進，但互聯網技術的一日千里以及謠言治理體系的不完善，也讓突發事件中的網絡謠言借助新的技術手段向社會縱深蔓延。

第一，治謠機制的分散性與非系統性。當前治謠機制立法主要包括《憲法》《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網絡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這些法律法規一定程度上為謠言治理工作提供了法律遵循，但仍存在諸多問題：一是存在立法空白，如《刑法》對“嚴重后果”及“重大損失”等沒有明確界定，缺乏針對“網絡虛假信息和謠言”的明確規定，難以實現精準打擊;二是內容分散，欠缺統一的互聯網基本法或專門針對網絡謠言的法律，有礙于公民守法與部門執法。

第二，多元主體治謠的協同性不強。全媒體時代，我國治謠主體仍多限于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網絡媒體等治理主體責任尚不明確，以政府主導的治謠模式暴露出許多弊端，難以發揮多方協同治理效能。

第三，造謠成本低、辟謠成本高的現狀。網絡不實信息監管機構主要通過專項行動而非常態化機制進行監督，帶來了監管不力問題。《刑法》中“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沒有附加限制或剝奪政治權利的規定，行政法處罰措施中拘役、罰款等處罰力度較輕，不足以產生足夠震懾。以司法手段追責所面臨的周期長、訴訟成本高等問題也讓被害人望而生畏。基于這種觀念，治理網絡謠言就要提高造謠和傳謠的成本，加大懲處力度，使人更加謹言慎行，不敢輕易傳謠信謠。

三、重大突發事件中網絡謠言的治理對策

在移動互聯網、數據追蹤、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下，信息生產和傳播速率得到極大提升，信息總量呈現爆發式增長，相關部門應遵循全媒體時代的傳播規律，在信息海洋中快速、準確、全面獲取謠言信息，有的放矢，有效治理重大突發事件中的網絡謠言，不斷提高對網絡輿情的引導處置能力。

一是快速介入，穩慎把握引導節奏。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府要第一時間公開事實，快速介入，穩慎把握引導節奏。趁早介入、公開發聲，是輿論引導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為越是信息不對稱，越會造成流言謠言滿天飛。有西方學者認為，盡可能地把事件發生的真實情況告知公眾是政府的責任，即“馬上告訴他們，告訴他們全部”。筆者卻認為，輿論引導必須第一時間反應，但不一定第一時間回應，因為沒有調查清楚的回應很容易引發次生輿情。要遵循新聞輿論引導的時、度、效原則，按照“快報事實、慎報原因、終報結果”的思路，邊調查邊公開，邊公開邊承諾，邊承諾邊改進，把控節奏、滾動發聲，最終給公眾滿意的答復。

二是積極互動，精準回應社會關切。全媒體時代，無互動不傳播。突發事件發生后，公眾普遍對“我關注的”“與我有關”的信息比較感興趣，加之社交媒體圈層構建了不同的“信息繭房”，網民更青睞能引起情感共鳴的信息。網信部門要秉持用戶思維、主動放低身段，在積極互動中把準情感傾向和信息需求，在精準發聲中有效消除質疑和回應關切。

三是健全機制，全程管控輿情風險。輿論引導是系統工程，必須樹立全程管理的意識，關注監測、研判、引導、處置、復盤等各個環節，綜合施策化解危機。從輿論引導實踐看，突發事件發生后，不同部門之間容易出現橫向溝通信息孤島和縱向溝通信息延時現象，產生權責不明、缺乏交流信任等問題。同時，涉事部門往往更關注盡快平息輿論，但輿論平息后往往“好了傷疤忘了疼”，不再調查處理和回應，也沒有深挖問題根源，給輿情風險再次爆發埋下潛在隱患。因此，要健全完善各類機制，構建輿情風險全程管理的標準化流程，搭建跨層級、跨部門、跨領域的合作交流框架，形成治本抓長的良好態勢。

四是依托大數據技術建立謠言預警機制和傳播模型。大數據和智媒體時代背景下，網絡數據的處理、分享、挖掘、分析等技術能力日新月異。相關部門一方面可以依托大數據技術，實現各網絡媒體間的聯動，建立謠言預警機制，及時發現謠言，從而將謠言“扼殺在搖籃里”。另一方面，通過大數據全面搜集重大突發事件中網絡謠言的信息，包括產生原因、表現形式、受眾特點、地域分布、影響因素，深入研判，挖掘網絡謠言產生和傳播的共性，制作重大突發事件時期的網絡謠言傳播模型，建立網絡謠言傳播的預警和預案，從而具備快速反應打擊的能力。

【作者：陳輝，單位：河南省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許偉，單位：駐馬店日報社;韓恒，單位：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論網絡政治謠言及其社會控制》 張雷

2.《謠言：世界上最古老的傳媒》諾埃爾·卡普費雷著，鄭若麟譯

3.《公共表達的變異：網絡政治謠言現象研究》孫衛華

4.《網絡謠言的特征及應對策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絡謠言的特征研究》 張華婧、李先慧

5.《全媒體時代重大突發事件輿論引導策略探析》 熊鷹、李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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