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編自《封神演義》這一開源性IP的電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似乎已經相對出色地實現了導演烏爾善的創作初衷——以工業邏輯拍攝一部中國自己的神話史詩電影。

原著以神魔交戰的視角，介入了商周之變這一歷史裂縫，完成了神話與史實的耦合。而影片則通過華麗、恢弘、厚重又不失精致的鏡頭語言，和表征著崇高（悲壯）美學的敘事內核，賦予這個浩繁的故事以一種詩性氣質，完成了神話與史詩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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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美學的角度看，《封神》的一些場景或許真的可以“封神”了。蒼茫寥廓的冀州雪原，飛流直下的壺口瀑布，眾質子在宮殿內勁健的戰舞，雪龍駒在落日莽原間的馳騁……而磅礴肅殺的戰爭場面，更讓人有了《魔界》與《權力的游戲》的即視感。視效當然也有不足，比如昆侖山上眾仙人的出場就有幾分劣質年畫的質感，饕餮和雷震子的出場也頗有些像“五毛特效”，但總體上仍瑕不掩瑜。

而我更想談的，是影片對于“人”的書寫。

不論在原著《封神演義》，抑或在其后大部分的衍生作品中，姜子牙都是作為敘事的第一視角。而在《封神》中，周武王姬發則成為第一視角。對此，導演講道：正因為姬發在傳統封神故事中戲份不多，反而留下了更大的創作空間。

借由姬發這個少年英雄成長的線索去架構整個封神故事，一方面會讓觀眾更有共鳴——在少年成長主題中，青年人更容易完成一次自我投射，從而在那個異在的“我”身上，完成一次對于自我主體性和生成性的正向建構。另一方面，則讓這個故事的言說場域由仙界向人間位移。換句話說，影片不再耽溺于神魔間的纏斗，而是將目光重新凝注于“人事”——這正切近了神話的某種本質。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神話與傳說”中講道：“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為中樞，又推演為敘說……迨神話演進，則為中樞者漸近于人性。”即是說，神話是神學敘事，但其在根柢處依舊是以人為主體的人學敘事。

人性的非透明性

影片中，仙界是一個相對單向度的價值空間——神仙們普遍“濟蒼生”“安黎元”，他們希圖用封神榜去平息人間的禍亂，消解天譴。姜子牙則是這種仁厚濟世情懷的“集大成者”，他寧愿仙力盡失，也要請纓下凡。在這一救贖敘事之下，縱如楊戩與哪吒這般尚匱乏慈悲為懷自覺性的少年，也依舊甘當保護姜子牙、封神榜與人間受欺壓民眾的“工具人”。

相形之下，人間則是一個相對復雜、豐厚的價值空間。在這里，人性及其價值面向呈現出差異性樣態。于是，暴戾恣睢的商紂王，母儀天下的姜王后，清澈蠻勇的王子殷郊，端直仁惠的西伯侯姬昌，溫良敦厚的伯邑考，忠勇赤忱的姬發，跋扈橫暴的崇應彪……這些面孔彼此相遇、相交，共同構成了一個“人”的世界。

相對于仙界“純善”的透明性，人間則呈現出善惡混雜的非透明性。而這種混雜的非透明性，亦內在于個體——比如商紂王殷壽。殷壽作為一個現實的人，顯然具有某些人格魅力或人性中的“高光點”，比如驍勇善戰、雄韜偉略、身先士卒。正因此，他才可以成為將士們臣服的英雄，成為兒子們膜拜的、頂天立地的父親。

但在這“可見”的表象之下，卻隱匿著更多“不可見”的，人性的陰暗褶皺與溝壑。當狐妖看見了他心底那無法昭彰的僭越性欲望——“你想成為全天下的王”，他便對原本潛藏在人性暗處的“惡”產生了認同，甚至開始無所忌憚地迎合與滋養它。在他指向極致自我中心的權力邏輯下，任何強大的力量（狐妖與封神榜），都不過是實現權力的工具。絕對的權力邏輯遮蔽其他一切價值，隨著權力欲望的無盡膨脹，惡亦在無盡蔓延。

面對誘惑時，人被召喚出善惡雙重可能的不確定性與不可知性，是姬發被蠱惑，而后從蒙昧中驚醒的“迷途知返”敘事的邏輯起點，更是艱難尋覓“天下共主”打開封神榜，進而拯救人間的整個故事得以延展的合法性基點。

“弒父”與祛魅

姬發對于殷壽的崇仰，不僅源于殷壽近乎完美的“人設”及其卓越的自我營銷能力，亦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父權與王權對人的絕對規訓。

姬發是西伯侯姬昌的次子，亦是商朝的質子：“八百諸侯，各遣其子，入貢大商，諸侯敢有謀反者，先殺其質子。”質子在其本質上是王朝掣肘地方勢力的棋子。于是，質子個體及其故鄉，都淪為了被盤剝的對象。而殷壽更是將這一權力的中心，由王朝收縮到了他自身——在征伐叛軍蘇護的戰場上，他PUA著作為質子的蘇全孝：“你的親生父親不要你了，我才是你的父親”——他不僅要讓質子成為隨他南征北戰的臣屬，更要讓質子成為他的兒子。

于是，殷壽成為了姬發精神意義上的父親。而當殷壽成為國君，在“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崇高敘事下，他對質子的精神控制更是具有了一種絕對的“合法性”。至此，姬發徹底被囚困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雙重權力神話中。

而姬發對于這一權力神話的顛覆，是借由“弒父”完成的。“弒父”是神話中的經典母題，不論是古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落入弒父娶母的宿命，還是《封神演義》中哪吒弒父而不得，其悲劇性最深處折射的都是個體對于權力（神權或父權）的反抗，以及作為人的主體性的綻出。

《封神》中的幾處核心情節，都與“弒父”有關。第一次是殷壽假借狐妖妲己之手，操縱王子殷啟弒父。這里的“弒父”是為了取代父親，篡奪權力。

第二次則是全片最富戲劇性張力的高潮——殷壽要求四位質子弒父，并允諾弒父者繼承其父的職位。在這場“弒父”中，殷壽既是借助下屬消弭四方伯侯，亦是借助“兒子”消弭他們的血緣父親，從而實現王權與父權的外擴。而這場“弒父”更與他自己的“弒父”構成了一種互文，表征了他對質子們精神控制的內核——將他們形塑成與自己一樣的人。

第三次弒父，是姬發剝落了精神“父親”的面具后，對真實的殷壽的審判。借由這場“弒父”，姬發徹底完成了對于病態父權宰制的反抗，和對于虛妄英雄迷夢的勘破，從而實現了自我意識的真正覺醒。如果說，前兩次“弒父”是指向惡的，那么第三次“弒父”則指向了一種對于“惡”的揚棄，甚至具有某種英雄主義色彩。

這場從“我要成為他這樣的人”到“天不殺你，我來殺你”的父權祛魅，構成了少年英雄姬發最凜冽、最壯烈的一次成長。

關于歸鄉的隱喻

在影片中，姬發一直佩戴著當年離鄉時，父親贈予他的臨別禮物——一塊環形玉佩。當父子再次相聚時，父親告訴了他玉的寓意：環—還—回家。

這是電影里屈指可數的溫情片段。導演在采訪里講道：“如果沒有很多錢能讓你做特效，沒有很多時間拍戰爭場面，我會留下什么？我想到了兩組人物關系，都是父子：一組是姬昌和姬發、伯邑考；另一組是商王殷壽和殷郊。借由這兩組關系，可以探討豐富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相較于殷壽和殷郊異化的父子關系，姬昌與姬發之間，呈現出更為理想的親情狀態。

許是西岐無垠的麥田，滋養了厚重的農耕文明，亦滋養了人們格外深篤的鄉土情結，姬昌始終企望著姬發早日歸鄉。而當那場“弒父”落幕，雪龍駒背著身負重傷的姬發穿過曠野，回到故土，病榻上的父親知道，他的孩子終于回來了。

這場歷時八年的漫長的“歸鄉”，讓我想到了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奧德修斯歷經十年的流浪—歸鄉——他穿越了一路的艱險、誘惑與困厄，回到了實體的家園，亦返歸了精神的家園。

對于姬發來說，亦是如此。他逃離朝歌，回到西岐，不僅是一次實體意義上的歸鄉，更是一次精神意義上的歸鄉。正如姬昌在牢獄中所告誡他的：“你是誰的兒子不重要，你是誰，才重要。”姬發精神上的歸鄉，即是一種自我身份認同的確證完成與主體意識的建構生成。少年心性搖曳不定，遠離鄉土曾讓他陷入物理性身份認知的混亂。他對父親說出的那句“我是朝歌姬發，不是你兒子姬發”，表征了他血脈意義上的“根”的失落。而那個虛假“父親”的規訓，更是遮蔽了他的主體性，使他徹底淪為了自己的影子，從而造成他價值性身份認同的缺場。唯有當他經歷了漫長而混沌的漂泊和痛苦掙扎中的祛魅，唯有當他堅毅地選擇了反抗與告別、選擇了正義與善，他才找尋到了人生的方向，亦開始了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回答。

在我看來，影片中多次出現“玉”的意象，不僅是對姬發“歸鄉”的隱喻，亦是對于影片敘事視角向“人”回歸的隱喻。

影片對妲己進行了頗有意味的改造。在原著及其衍生作品中，狐妖妲己都被建構為蠱惑紂王荒淫無度、殘害忠良，從而禍國殃民，導致商朝覆滅的紅顏禍水。而《封神》則完成了對這一傳統“背鍋敘事”的逾越與解構，不再把人本身的罪愆甩鍋到妖，尤其是女妖身上。在影片的敘事中，妖只是殷壽無所不用其極地攫取與擴張權力的“工具”。正所謂“福禍無門，為人所召”，人是主體，其擁有自由，亦須承擔責任。于是，影片不再把歷史的斷裂歸咎為天災、歸咎為“人”之外的他者，而是凝視人本身，凝視人性的深淵，深刻而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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