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傳統的漢服受到一些年輕人的歡迎，研究漢服的人也越來越多。我國著名的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沈從文先生對古代服飾頗有研究，他面對唐代的繪畫、壁畫、雕塑等印刷品上人物的服飾打扮，能脫口講出幾十種婦女發髻的樣式和名稱，闡述自己對唐代人物服飾的理解。在此基礎上，他根據服飾對一些古畫的年代與作者提出獨到的見解。

《鄭盈盈》服飾錯代

1957年春，北京市工藝美術研究所成立，沈從文開始與北京工藝美術業親密接觸，研究古代服飾等業務活動，只要跟他打招呼，他是有約必到，有求必應。有人到他家中拜訪求教，他不僅熱情接待，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他這樣做，是為工藝美術“打雜”。

(資料圖)

沈從文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1960年初，沈從文看到絹塑藝術家葛敬安和她的同伴創作的表現古代一位擅長彈奏小忽雷的美貌女子絹人《鄭盈盈》。沈從文仔細端詳后說，凡有歷史考據的人物，應該認真按照她所生活的朝代的服飾、身份、性格等去設計服飾道具。他提出鄭盈盈坐墩上的手繡是晚清時的紋樣，而鄭盈盈的故事發生在唐朝文宗皇帝時。絹塑藝人聽了很受啟發，按照沈從文的意見，又創作了一件絹人《鄭盈盈》。

沈從文針對古代人物服飾提出的意見，引起了研究所設計人員的特別關注。因為在手工藝品創作的歷史題材人物的服飾上，比較普遍地存在著“唐冠宋履”現象。于是以唐代為切入點，工藝美術研究所邀請沈從文前來專題探討，并對古代服飾的特征與演變，進行深入研究。

沈從文到北京市工美研究所資料室查閱與古代服飾有關的圖書資料時，看到《唐代人物畫》一書，借回仔細閱讀。正如汪曾祺先生在為紀念沈從文先生古代服飾研究三十周年時撰文《抒情考古學》所說，“我曾經借閱過他（沈從文）的一本《中國陶瓷史》，他在這本書的天頭、地腳、頁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蠅頭小楷批注……沈先生看過的書，每一本都留下了他的筆跡。”《唐代人物畫》是沈從文看過的書，書中同樣留下了他的筆跡。

《唐代人物畫》中沈從文手寫的評注，主要是針對書中隨文的或整幅或局部的人物畫的服飾。全書共有61處評注文字，所有評注文字相加約為1500余字。

沈從文對《唐代人物畫》的評語，從人物的頭冠、發飾、衣衫、服飾、帶履以至陪襯，將畫幅上的人物形象與古代文獻資料中的描寫仔細對照考察后，用簡略概括或可以說是提綱挈領式地寫出一行行具有獨到見解的點評。

從1965年至1966年初，沈從文多次建議北京絹人做一套表現上至戰國，下至明清，包括每一個朝代男女老少、帝王將相，嚴格按照歷史考據設計服裝、鞋帽、發型、圖案、色彩等的中國歷代服飾的絹人作品，不僅具有藝術價值，而且具有歷史價值，可陳列于歷史博物館作為珍藏，以展現我們這個最早發明使用絲綢的民族，在衣著上多姿多彩的輝煌業績，還可成為對下一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

《女史箴圖》細考證

《唐代人物畫》一書中收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沈從文評注：“‘頭上金雀釵’曹植詩于此可證。發髻無簪西漢制，還畫一漆奩上繪婦女可證，一般不得其解。”書中有“晉唐兩代仕女畫風俗的比較：唐閻立本‘列帝圖卷’中的宮女姿態。”沈從文評注：“兩者全不相干，‘女史箴圖’發係西漢制作雙環結，晉人已不使用，頭上金雀釵也是漢制，晉人并不用。”“列帝圖宮女亦齊梁式，非唐制。男侍同北朝漆紗籠冠，唐人絕不使用。男女衣均非唐制。”

在沈從文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對《女史箴圖》分析后，認為“試以器物分析，時間應晚于顧愷之，或完成于陳隋間，但內中人物衣著發飾，則又多早于顧，部分或可早到西漢時。若僅從筆墨題識作分析判斷，勢不可能得到正確理解”。此外，“梳頭宮女發式，于云髻峨峨后下垂一髾，在西漢墓壁畫即經常出現過……后垂長發，將近末端結成雙環。這種發式，唯楚俑和西漢彩俑為常見，東漢畫跡中即已消失……除步搖外，另有首飾裝點，應即曹植《美女篇》中提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瑯玕’的金爵（即雀）釵。這種釵在《女史箴圖》上曾反復出現，此外畫跡中從未發現，也可作為本圖實仿古擬古而成，非兩晉制度所有的一個旁證。”

除了《女史箴圖》，沈從文還評注了周昉的《簪花仕女圖》。他認為：“圖中叫蛾子眉和白居易詩不相關。白詩所指應為紈扇仕女圖，會樂圖才見‘蠻鬟椎髻’！”將《簪花仕女圖》與《列帝圖》作比較后，沈從文評注：“和列帝圖女侍毫無關系。女侍之弱骨求肌或秀骨亭勻，是南朝習慣，隋俑猶追求唐應仍未變。胖娃娃系盛唐才流行。”

在評注韓滉的《文苑圖》時，沈從文認為：“如從冠帶說，則為宋人筆。唐人穿烏皮六合鞾是定制。宋人才著練鞋，此均著鞋。”“唐人不用披髮童子。唐人幞頭不用圓翅，唐幞頭不是此式。”

沈從文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指出：“傳世韓滉《文苑圖》當亦成于宋人，因為圓領內有襯衣,唐代畫跡少見。舊傳張萱繪《唐后行從圖》，幞頭雖長腳，圓領衣內仍加襯衣外露,原畫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就衣著分析，本畫產生時代必較韓滉晚些，宜為五代十國時人作品……披髮童子與身前石頭，均屬宋式。畫題韓滉筆，只是人云亦云而未就衣著器物作具體分析的結果。”

鑒定古畫或可參考服飾

將沈從文評注的《唐代人物畫》與之后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相互對照，其表述的基本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對唐代人物畫的畫面人物服飾逐項分析，從人物的歷史背景、社會習尚、服飾器用、花紋設色等方面，從宏觀著眼，從微觀入手，從相關文獻記載，及出土文物與歷代壁畫等相互印證，做出判斷，指出畫幅年代值得商榷之處。

沈從文在評注《唐代人物畫》時，語言直率，觀點鮮明，言前人所未言。他曾直言：“我估計……幾個鑒定字畫專家‘權威’，在國內鑒定的所謂‘國寶’，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檢查一下，可能還有上千種都是可以證明根本不是那回事。”有的機構“以前花了幾百兩黃金，收了幅乾隆題詩認為隋展子虔手跡，既經過鑒定，又精印出來，世界流傳，寫美術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國寶’。其實若懂得點歷代服飾冠巾衍變，馬匹裝備衍變，只從這占全畫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懷疑，衣冠似晚唐，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再聯系1972年10月19日沈從文寫給北京市特種工藝工業公司總工藝師的一封信中，對北京傳統工藝美術直言：生產的粉彩花瓶“不僅加工技術太差，瓷胎質料也太劣”“又有八幅以北京景物為題材，以飛天作主題的掐絲琺瑯，人的造型及敷色都不怎么好，人臉型特別不好。”“又幾件似用紅樓刺繡題材，人臉型也太不美觀。”“以北京條件向遺產學習之便利，若尚不能在古為今用起帶頭作用，機會實在可惜。”在直接指出北京工美的不足之時，沈從文還提出了相應切實可行的改進建議，觀點鮮明，語言犀利，這是一個面對現實執著學者的態度。

沈從文對《唐代人物畫》的評注，立論鮮明，見解獨到，引據翔實。從評注所含信息中，可以讀出沈從文的學研態度。他將自己對于唐代人物畫服飾的見解留言在書冊上，這是很珍貴的資料，從中窺見沈從文的學識足跡。他的評注對于研究唐代人物服飾，對于鑒定古代遺存至今的畫幅，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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